外戚和宦官的争战

  东汉后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对宦官专政,被罢官禁锢,甚至株连杀害。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和帝以后,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翼诛灭。此后宦官集团又起来操纵朝廷大权达30年之久。这些宦官,广树党羽,到处安插亲信,“兄弟姻戚,皆案州临郡”,而且放肆地搜刮百姓,虐害士民,被形容为“与盗贼无异”。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官僚们痛恨宦官垄断政权,影响到他们的禄位,一般士人也怨恨宦官广植亲私,而妨碍了他们的仕途。尤其使他们恐惧的是,宦官的残暴黑暗统治,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会严重威胁封建秩序,造成整个政权的覆亡。为了自身的利禄,也为了拯救阶级统治的危机,他们要求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

  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3万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们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裹公卿,裁量执政”,讨论政治,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

  这种风气,被称为“清议”。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们也借助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准备严厉打击压制。于是,造成了前后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166年,即桓帝延熹九年。当时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京师百官及附近各郡官吏李膺,敢于不避权贵,裁治不法,很受“清议”的推重。以前,曾因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当县令时,贪残无道,甚至虐杀孕妇,后来逃藏于张让家的活动柱子里,李膺便亲率部下,“破柱取朔”,按法杀掉了。因此,李膺与宦官结了仇,但他的声名却更高了。太学生标榜他为“天下楷模李无礼”。读书人能被他容接的,都引以为荣,名为“登龙门”。他一时成了反对宦官乱政的核心人物。到公元166年,宦官党羽张成教唆儿子杀人,被李膺逮捕归案杀掉。宦官集团借端反扑,指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联系,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蛊惑之下,桓帝大为震怒,通告各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布告天下。李膺被捕后,牵连200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有在逃的,也要悬赏搜捕。一时之间,逮人的“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过了一年,经过陈蕃窦武的力争,桓帝意有所解,这批人才被赦归乡里,但是还要禁锢本地,终身不许做官。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169年灵帝建宁二年,一直延续了10余年,株连之广,也超过了前一次。大宦官侯览依仗权势,残害百姓,强抢民女,侵夺大量田宅。当时的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发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杀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侯览后来便唆使一个张俭同乡人,上告张俭与同郡24人连结为党,图危社稷。朝廷借此大捕党人,连同过去的着名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也一并构陷在内,一共“百余人,皆死狱中”。张俭则被迫逃往塞北避祸。后来在各地被诬为“党人”而“死、徙、废、禁”的,达六七百人。

  公元172年,窦太后去世,有人在皇宫门口贴反宦官标语:

  “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大卿大官皆尸禄白吃饭,无有忠言者,”揭露宦官专政的黑暗。被触痛的宦官集团,又滥施淫威,四出搜捕太学生1000多人。公元176年,宦官集团为了彻底镇压党人,怂恿汉灵帝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以至五服之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宦官集团罪恶黑手的打击面,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第二次党锢之祸,达到了最高潮。

  “党锢之祸”,是王室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外戚与宦官长期斗争的继续,把东汉局势搅得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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