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抗日谍报战

　　1942年初,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市萧条冷清,日军宪兵队、汪伪特工机关天天四处抓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城南闹市区邵福兴酒家的生意已不如以前,二楼临街的3号包间的客人似乎总是那四五位,他们常提前到来,打上几圈麻将,然后再品尝美味菜肴。宴席上做东付账的总是那个叫唐殿俊的男子,他衣饰得体,气度儒雅。有一天,他在楼梯口遇见熟识的日本海军报道部记者,即上前鞠躬握手,还以流利的日语与对方交谈,着实令旁边的人吃惊不小,店老板感到这位唐先生有些神秘,很有些来头。

　　这唐殿俊的真名叫李正文,1908年出生于山东潍县,后随家人移居东北四平,早年毕业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参加了抗日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到北平,参加了“左联”。一年后,他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1934年,李正文被党组织派赴苏联学习,5年后返回中国,被安排到共产国际东方部搞对日情报工作。他在上海住下后,与另一女革命者陈惠英结为夫妇。

　　他的上司是苏联老牌情报专家尼克莱·伊万诺维奇,公开身份是苏联远东航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经理。当时日、苏已签订和约,但苏联仍对日本的战略动向甚为关注,故加强了情报工作。尼克莱常指示李正文到南京搞情报,并安排美丽能干又精明的邵晓萍当李的助手,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经费,故而李正文出手阔绰,游刃有余。

　　在南京,李正文通过好友裘维林发展了一个名叫稽显庭的重要关系。稽是南京汪伪政府秘书长周隆庠的大舅子,在伪政府任文书科长,即高级机要秘书。日伪军政首脑每周一都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由最高顾问影佐祯昭少将主持,会议内容的记录和整理都由稽显庭负责,整理稿经审定后再打印3份,分呈送日伪双方有关当局。后来,稽每次又偷偷多打印一份交给李正文,这些都是敌人的最高机密,据此可以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的最新动向。

　　三山街上的邵福兴酒家成为李、稽两人碰头的地方,每次李正文获得情报后便交给邵晓萍,及时转移至城东百子亭10号小洋楼(那里是秘密接头点),再由担任地下交通员的陈惠英携回上海,送交尼克莱。由于李正文夫妇和邵晓萍胆大心细、机警谨慎,从未失手过。

　　稽显庭的妹婿周隆庠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在汪伪高层很吃得开,与南京日军好几位将领有较深私交,所以,日本人并不怀疑他。

　　稽显庭私下透露一个信息,他听妹婿周隆庠说过: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唐蟒好像情绪很消沉,前些日子又从浙江驻地返回南京养病。日本军政高官似乎特别给唐蟒面子,常登门探望、送礼物,日军中国派遣军事司令部副参谋长后宫适中将多次上唐蟒住所,与他品茗、聊天、下围棋。

　　李正文不由心中一动,便派女情报员邵晓萍先去设法接触唐蟒。邵晓萍时年27岁,已婚,丈夫陈征南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资料室工作,早几年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东方部上海支部的工作,情报业务熟练。

　　说来多少有些凑巧,邵晓萍的父亲邵之雍早年留学日本时,和唐蟒的胞弟唐有壬是庆应大学的同班同学,关系极好。回国后,两人又同在北洋政府交通部当官。稍不同的是,邵之雍担任工程规划司职官,而唐有壬则任部办公室主任。这更是邵晓萍接近唐蟒有利的条件。

　　经过一番安排,邵晓萍先单独去南京城西清凉山一号唐蟒公馆做客。这座洋房背倚清凉山的山岗,为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松岗洋佑早年出资所建。两年前,满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博士奉松岗洋佑之命,将这幢洋房送给了追随汪精卫、陈公博一伙投敌的唐蟒,以示所谓“亲善”。

　　唐蟒初见到邵晓萍,有些愕然,待听她讲到她家与唐家有世交之谊后,便客气多了,阴沉的脸上浮现出微笑,与这位晚辈作了一番交谈。

　　唐蟒,湖南浏阳人,生于1886年,为清末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之子。唐才常作为反清志士,在湘、鄂、赣诸省会党乃至民众中很有些影响,他于1890年与秦力山等发动起义未遂,被张之洞杀害。唐蟒流亡日本,入帝国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成绩优异。他的日本同学当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陆海军将佐,先后参加了“九·一八”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后来,唐蟒结交了不少日本军政界人物。大革命年代,唐蟒担任过程潜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谋长,在北伐战争中立下战功。1927年4月,唐蟒与坚持拥护武汉国民政府的程潜发生分歧,在浦口联合第七师师长兼副军长杨杰等将领,倒戈投归羽翼尚未丰满的蒋介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直未被重用,仅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闲职。

　　抗战全面爆发后第3年,唐蟒经同乡周佛海再三策动拉拢,落水当了汉奸,授衔上将,两年后调任伪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伪军委会员。他一直有负罪感,心情郁闷,常称病在家。

　　晚辈邵晓萍的到访令唐蟒有些不放心,怀疑她是身负特殊使命的军统特工。但接触了几次,也就渐渐消除了疑虑,交谈渐渐深入。唐蟒流露出对时局的悲观,认定太平洋战争打起来后,日本势成强弩之末。因为无论如何,日本不是拥有强大海空军的美、英两国的长久对手。唐蟒还流露出愧对同胞、今后无颜回家乡见父老乡亲的想法。

　　邵晓萍则巧妙地移开话题,说到唐蟒当年为家乡办过的实事,特别提到唐蟒在辛亥年及时保护岳阳楼的事迹,称此举一直为湘人感念,这令唐蟒很是受用。

　　邵晓萍的乖巧聪明和善解人意博得唐蟒的好感,提出收她为干女儿。邵晓萍当然乐意,她还将“姑表兄唐殿俊(李正文)”介绍给干爹,称其是上海南极五金机械公司的高级职员,负责沪宁线上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城市的业务,故而常来南京出差,在鼓楼饭店设有常包房,出手阔绰,朋友很多,很吃得开,云云。唐蟒心里也乐意结识一些知情识理的晚辈。

　　就这样,李正文得以进出清凉山一号唐公馆,且受到欢迎。李正文常和唐公馆内的副官、佣人、司机、卫兵聊家常,叙乡情,给他们一些零花钱,送些香烟、茶叶,面面俱到,他们都夸唐先生豪爽慷慨。就连在大门口协助执勤的几名日军宪兵也渐与李正文相熟。

　　唐蟒阅历广,城府颇深,他在与唐殿俊、邵晓萍的交往中,渐渐认为这两人极可能就是坚持在沦陷区从事抗日秘密情报工作的军统特工,或者是苏中、皖东新四军的情报人员。但他非但不排斥,反而有些担心这两人的人身安全。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俩:“南京特工总部最厉害的人就是马啸天,此人原名马超文,又名马晓天,曾担任苏南金坛县的国民党党部委员,后改名马啸天。他为人老谋深算、心狠手辣,这两年领导南京的特工总部重创了重庆潜伏分子,中统南京区长陈党吾、军统代区长尚振声等一二百名骨干人员都死在马啸天一伙手里。马啸天等人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情报人员也很凶残,捕杀过一些人,日本人对他相当器重。”

　　李正文、邵晓萍当然听出唐蟒话中的意思,虽一再解释他俩并非重庆派遣的情报人员,也不承认自己是新四军情报人员,但对唐的关照还是很感激的。

　　那一时期,李、邵两人从唐蟒那儿获得极多重要的情报,其中一些军事战略情报相当有价值。如日本为应付南太平洋与美英盟军的战争,秘密抽调关东军3个精锐师团,经上海开赴南洋;又从山西、河南战场抽调一个炮兵联队和两个工兵大队,经海州(苏北连云港)开赴南洋;驻南京的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的通信兵司令部调出两个大队开赴南洋各战场。又如,日本帝国大本营考虑到陈纳德所指挥的美国援华航空队已夺得在印缅战场和华中战场的近半制空权,不得不正式放弃增兵印缅,进而发展以陆海军进攻英属印度的战略计划,转而在印缅边界加强进攻,企图攻入中国西南大后方……这些情报很及时,且极为重要。

　　李正文夫妇和邵晓萍都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表彰。顺带得说一说,起初李正文等人向上司尼克莱·伊万诺维奇建议,是否将他们在上海、南京两地搞到的日军情报送给中共情报部门一份,共同分享,但遭到尼克莱的坚决反对,还大为光火。

　　后来,李正文考虑再三,索性自行其是,将每次获得的日伪军情报复制一份,通过邵晓萍发展的一位可靠的南京汪伪政府机关的陈姓职员,送交给苏中新华分社的联络部主任于毅夫,再由他转交新四军情报部门。这些情报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少作用。

　　抗战胜利后,邵晓萍不幸死于一次意外的医疗事故,留下一个女儿;其丈夫陈征南似乎也结束了情报生涯,最终下落不太清楚。唐蟒在抗战胜利后被捕入狱,1946年6月由程潜、黄杰、仇鳌、黄少谷、唐生智、唐生明等22位湘籍军政人士联名保释出狱,仍居南京,其清凉山一号公馆小洋房则作为日伪敌产被没收。1948年,唐蟒携家人移居香港,1968年辞世,终年82岁。

　　李正文夫妇留在上海,针对国民党继续搞情报工作,又立下了不少功勋。然而,李正文这位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功臣却在20世纪60年代初,于中苏分裂大论战后和“文革”浩劫中身陷囹圄,九死一生。1979年,李正文冤案终获平反昭雪。2002年他辞世于北京,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