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花遨头”与浣花夫人

　　成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浣花溪公园，坐落于城南的外江(两江并行，自西向东的南边一条)侧畔。外江，距城区民居有一定距离，水质远较“内江”清澈，官府遂在江畔设“织锦署”。从汉、晋年间起，多有贫家民女，为之濯洗丝纱、锦缎，得少许工钱，以供家用。该江遂得名：“浣丝溪”、“浣纱溪”、“濯锦江”。

　　唐朝玄宗年间，成都民人突然将溪流改称“浣花溪”，并创“百花潭”名。官、民大事于三、四两月往游，谓为“浣花邀头”。晚唐，民人就此凿刻《冀国夫人像碑》竖立。北宋名相吴中复为之题署碑阴：“夫人微时，以四月十九日，见一僧坠污渠，为濯其衣。顷刻，百花满潭，因名日：百花潭。”此碑现今立于浣花祠主殿上。

　　任氏，原系贫家民女，后来，也只是宦家小妾，怎会引致官、民大事遨游她早年艰苦谋生之地呢?《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对此有述。

　　任氏主子崔旰，文士，在江苏任县令满五年后，按皇朝规制，调至西川乐至县续任。他再次任满，未获另调，应按规返还民籍，遂愤而投笔从戎，为步卒于川西边地。后来，剑州太守裴冕遭诬，被皇朝“赐死”，旰乃自割一耳，并鼓动成千步卒，也各割一耳，由他持之晋京，为冕呜冤。冕获赦，旰则获朝廷留作卫士。时任西川节度使的严武，对旰十分器重，上奏朝廷，恭求放还为乐至县令;及至严帅再镇西川，突患重病，又上奏以崔旰代己。

　　崔旰为人正直，不盲从皇帝、大臣意志，遂遭德宗、丞相卢杞、宦官头领程元振愤恨，伺机给予严惩。旰为边卒时，听及早已被朝廷革职的高官郭英义窜至成都，窃居玄宗皇帝为避安禄山、史思明叛乱，驾幸成都所建行宫，并推倒、毁损玄宗所立碑刻。于是，旰率领成千步卒到蓉，逐走郭英义。而郭在逃走途中，大肆为非作歹，致遭官、民诛杀。对此，德宗皇帝竟然暗诏东川泸州太守杨子琳，率领其原为匪首时所辖惯匪一两千人，攻打成都，以便朝廷斩杀已诏诱晋京的崔旰。

　　杨部自泸州到成都，沿途大肆劫掠民家及官府、官家;夺占成都城区后，仍劫掠不止。于是，民人呈请崔旰小妾任氏出面，带领他们，持家用刀具棍棒，协力抗击杨部，迫使其退出成都。前此，各地惨遭杨部祸害的官家、民家，遂相互合力反击。杨部难以应对，遂逃到京都长安东郊，祈求朝廷庇护。而德宗皇帝竞据《诗经·小雅·巧言》所记“昔昔大猷，圣人莫之”，赐杨更名“猷”。不过，朝廷亦不得不放弃对已诏诱到京的崔旰的诛杀，赐其名曰“宁”;又“特赐”任氏为“冀国夫人”。

　　但是皇帝诛崔宁之心并未死。朱泚、李晟等先后叛乱时，德宗出逃汉中府。各地高官为表忠心，纷纷前往叩拜。崔宁也自成都赶去，却遭皇帝“暗伏”刺客于殿堂立柱间跃出杀之。而且，皇帝就袍服内取出早已撰存的“圣诏”，指称崔宁“妄图弑君”，应予诛除，并籍没任氏为奴。但是，时任殿中侍御史的陆贽，率领六十位正直大臣，不顾己身安危，上奏为崔宁、任氏“鸣冤”，迫使德宗“赐还”任氏民籍。稍后，德宗又“赐准”备边大将韩潭，在返京就任礼部尚书新职时，葬埋崔宁尸体。

　　“浣花遨头”在成都兴起之时，玄宗皇帝听之任之。德宗继位，立即下诏严禁;官员参游，立遭革职：文士记述，则被禁试。迨唐末，文士唐求方在所撰《成都记》内，略微点说：“夫人姓任氏，崔宁之妾。”即使亲历任氏卫民战绩，并与崔宁小弟崔宽交友，宽身后为之安葬的岑参，所吟《冀国夫人歌辞》，也在其子编辑岑参集时，予以弃去。杜确为岑集撰序，更大肆栽诬崔旰，甚至将岑参早年所撰，丝毫无涉崔旰的《招蜀客归》，也说成系抨击崔旰所作。(该文说西川山水险恶，民俗与中原大异，故尔不宜北人居留，并未涉及政治方面。)

　　宋朝高宗皇帝绍兴年间，有文士马情，在所吟《浣花溪》里，以首八句点说：“浣花溪边濯锦裳，百花满潭溪水香。宝奁散尽买霜戟，草林匹马不敢当。当时濯衣只偶尔，岂似取履张子房。烈烈遽能蔽此蜀，丧乱怀尔徒悲伤!……”

　　成都西南郊野、新津县城东边两里多点，却属双流县管辖的“牧马川”山地，乃是汉、唐时期，官府练马术之处。其时，官府规制：马队行进城区、乡区之际，沿途民家必须关门闭户，行人必须避躲，或爬伏地面，不准站立观看。但是，任氏出猎，则不予实施，而是任随住户、行人自便。

　　现今，牧马川崖壁上，存有其时人众记述任氏练骑的题刻成千方。青神县“玉泉”山间也有。两地更有任氏刻祀的观世音神像，尤其引人注目。